对于《希特勒的男孩》的一点观后感
《希特勒的男孩》中唯我独尊、权威主义、把尿床的学员当众羞辱的那种体育老师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难道是不存在的吗？并不是，反而是稍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在中小学教师中普遍存在。把情绪发泄到学生身上，任意体罚学生，不容许学生反抗，把自己神化，待学生如一群一无所知、全然无能的蠢货的老师在中国应试教育里面比比皆是。这种老师习惯于享受被膜拜、被求情的感觉，沉迷于散播恐怖式的教学，以为学生的中考或高考好为借口企图阉割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遇到来自个体学生的一点质疑和不服从，便立刻运用极权式的镇压杀鸡儆猴，让集体主义环境中的其他人不敢发声，操纵其他的学生去孤立、嘲讽和攻击那个不服从的或者只是性格、观念有些不同的学生，熟练使用过来人、有经验、不听我的会吃亏等类似的措辞希望学生无条件臣服，把学生甚至家长耍的团团转，常常通过见缝插针、温水煮青蛙式的不要得瑟、净做些没用的、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等看似苦口婆心的语言暴力让学生一刻都不敢放松、不敢感受兴奋、快乐和满足等人的自然情绪，不仅不鼓励学生，而且以长期语言虐待学生为乐，目的就是做教室里、课堂上的封建主义皇帝，一手遮天。
如果中国的孩童、少年以这种老师为伴走过了小学到高中的十二年应试教育，那种所谓的到了大学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到了大学再做自己等中小学老师常常用以镇压学生的话语便是赤裸裸的谎言。明明是青少年成长中重要的社会化时期却经过了十二年的恐怖主义教育，任何国家的学生都难以成长为一个真诚、善良、愿意表达自我、愿意为正义发声、具有能够查询和审视多方证据和逻辑性思维能力的人吧？何谈上了大学突然摇身一变就成为能够了解自己是谁、自己想干什么、自己所理解的世界是怎样的人呢？极权式教育会渗透到学生人格的塑造中，培养一种奴性，让学生不会自我认知。在极权式教育之中，青少年只能学会按照一套规定好的标准、套路去掩饰自己的天性，并且把这种自我调整所取得的来自权威的表扬、奖赏当作未来继续努力装相的动力，一开始或许还能意识到是为了取得世俗的成就，久而久之便是真的信了、认可了这一套行为准则，不仅这样要求自己，还会像某种自封的警察一样去监管、矫正别人。如此，老师们和追随老师们的红军们便构成了某种自给自足的、把暴力体制化运行的某种集中营，这些追随老师的学生们都沦为了阿伦特论述的平庸之恶的化身，即使老师不在场，这种暴力的体制化也具有了边沁的环视监狱一般的作用，即就算中心的塔中无人，监狱的服刑犯也总觉得被时刻凝视、监视着，所以不敢兴风作浪，只能时刻按照监狱的规范行动，时刻自我审查、自我阉割。
除了《希特勒的男孩》中的体育老师之外，电影中的政治课、宗教课的那种自说自话、一言堂、反智主义的老师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难道是不存在的吗？当然也不是，其实往往是在中小学教师中普遍存在。只选取部分的学者、理论和证据，并把它们包装成整个学科的框架一般填鸭式地塞给学生的老师在中国教育里面比比皆是。这种老师特别喜欢寂静无声的课堂，不愿意把作为听者的学生纳入对于知识的讨论和辩论中，毫不在意学生是否听懂、是否可以在现实世界里印证或证伪某些知识。在这种老师的灌输之下，知识不再是动态的、迭代的事物，而成为了一成不变的、不容置疑的、被仅仅几个理论和学者穷尽了的事物，不能够被质疑，也不应该被改变和完善，只应该被背诵、牢记，成了穆勒所论述的那种死板的教条、僵局。因为讲者和教材选择只涉及部分对体制和政权有力的知识面向，学生难以明白学科和领域的完整发展史，更无法把自己对于知识的思索和探索建立在稳固的根基上。显然，这种对学科片面的涉及甚至对于一些学者的理论的歪曲和肆意的解读（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是为了封闭信息、建立学生的认知壁垒、增加多元知识获取的困难，为了让学生养成只听一言堂、全身心相信某个单一权威、不参考其他信息源的脾性，进而垄断话语权，使政治动员更容易操作。这种被强烈意识形态化的教学方式将会导致学生把人文、社科的课堂当作一种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而不是独立思考自我和环境的契机。学术沦为了简单、单一、重复性的政治口号，考试就只是机械背诵成果的检阅和讨好上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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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威尔式的由新语维持的极权社会中，领导者们总是在渲染着敌人的逼近和某种潜在的危机，有了捏造的危机和人为抹黑、负面描述的敌人，被统治者们便会更容易陷入一种依赖铁腕人物的迷惘中，把自我的独特性交出，换回来自国家的某种保护的承诺。在危机之下，人们便不再在意知识的客观性、准确性，不再质疑政权的合法性，不再追问常态化的日常是否正义，不再挑战领导者强硬、迅速和高效的政策是否合理，开始祈祷、迷信和不作为，陷入某种习得性无助，相信只有紧跟着潮流，才能自保。纳粹体制中的士兵、学员便成了流水线上的批量产品和国家机器中的小齿轮，每个人都做着小小的恶事，合在一起维持着国家机器的运转。电影中的老师们强调实用主义（也就是一种变相的知识无用论）的观念，政治学校注重体能和作战的训练，他们把科学、人文和社科的知识片面地、经过二次加工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只是一种强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手段，思考变成了会受到社会惩罚的行为，身体的阳刚成为了唯一的赞歌。这些老师难以称之为老师，因为他们不仅否认学生尊严和人格，也在教学中实践着偏见、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这种学校也难以称之为学校，因为它不再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对美的审视或是对多元的大千世界的求索。权威主义的老师往往会创造权威主义的学生，反智主义的学校往往又会导致反智主义的学生，自大、傲慢、冷漠、无知、刻板和习惯于仗势欺人、道德绑架的兼具权威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少年终将长大成人，并或许也会成为政治家、公务员、老师、媒体人等，这将会在社会中产生某种恶性循环。
像主角Friedrich一样血气方刚的少年，经过一些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宣传和教唆，较容易便会陷入一阵自我高潮式的狂热，不惜离开家庭也要向往一场为国效力的梦，或许正因为他是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平民，才抱有一种淳朴的精英主义妄想，比起说爱国，他或许只是单纯地不甘普通，希望展现作为拳击手的自己，获得一些存在感和关注。与他相对，安静、敏感和消瘦的Albrecht对诗歌、文学的喜爱，对病态环境的洞察、对死亡、平等、同理心的思索等都让他难以忍受身处在纳粹德国，作为一个官二代，他并没有放弃内心的迟疑和批判，最终选择以自我了结的方法超越了环境的桎梏。Albrecht的悲天悯人和目睹死亡的真实发生打碎了Friechdrich狂热的梦，在活生生的个人的悲苦和生死面前，那些老师们的权威主义人格、道德的绝对主义、反智主义等和国家机器的洗脑、冷血、虚伪、对生命的漠视等都渐渐变得一览无余。在这部影片中，Albrecht成为了一个活祭，成为了一个不堪于匍匐前行、但求人性和真理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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