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本文刊载于《学习时报》2022年1月31日第1版，作者为杨明伟。

“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以问题为切入点

✤ 毛泽东写文章从来不是为写而写，一定是以问题为切入点，从问题意识开始下笔。

✤ 问题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问题”是从实际中来的，从调查研究中得到的。

✤ 提出问题后，还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不能满足于现象罗列

✤ 既注重运用鲜活材料，又讲究观点鲜明。

✤ 一篇文章要做到观点鲜明，就必须坚持真理。

✤ 观点鲜明的文章，一般都是精炼且言之有物的。

“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必须抛弃“党八股”

✤ 一篇文章在提出问题并亮明观点后，“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

✤ 要养成人民群众喜欢的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

✤ 毛泽东主张，要想做到语言上生动活泼、新鲜有力，就必须向三个方面学习：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

✤ 文章最终要“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毛泽东认为，吸引人的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有问题意识、有鲜明观点、有生动活泼的语言等因素外，还有以下几点：一是文章标题要“吸引人看”，特别是理论文章和评述类的文章。二是文章写完后要经得起反复审看，不能匆匆忙忙“拿出去害人”。三是写出的文章要经得起群众“考验”，一篇文章形成观点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

作为举世公认的理论大家和文章大家，毛泽东是怎样写文章的呢？总体来看，毛泽东喜欢写生动活泼的文章，讨厌枯燥乏味的“八股文”。他的精彩文章多种多样，写法也神采各异，不能以一个标准来衡量。仅就毛泽东如何写理论文章而言，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以问题为切入点

因矛盾而思考，由问题而切入。毛泽东写文章从来不是为写而写，一定是以问题为切入点，从问题意识开始下笔。以收入《毛泽东选集》开篇之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例，开头语即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沿着这个问题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思想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实际举动进行生动而非呆板的分析，在文章结尾处给出明确的结论：哪些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哪些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哪些人“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哪部分人“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并特别强调，“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的其他文章也大都是围绕问题展开的。

问题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问题”是从实际中来的，从调查研究中得到的。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不断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道理。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调查研究写出的文章就是“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他认为瞎说“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因此他提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并反复提醒人们，写文章前如果“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写出来”。

提出问题后，还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大家在写文章或发表演说的时候，要“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他赞赏这样的理论家：“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不能满足于现象罗列

既注重运用鲜活材料，又讲究观点鲜明。毛泽东多次强调，一篇文章必须讲出一定的道理、有鲜明的观点，反对材料或现象罗列。他指出，既然问题提出来了，“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如果写文章或发言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对事物有分析”的文章才“有说服力”，“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

一篇文章要做到观点鲜明，就必须坚持真理。毛泽东认为，写文章或做演说，所阐述的问题，只要是反映科学的、真理的内容，就“决不怕人家驳”。他提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正因为共产党人坚持的是真理，所以要敢于亮出自己的鲜明观点。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这里反映的就是毛泽东坚持真理的思想品格，也是他写文章的一贯风格。

观点鲜明的文章，一般都是精炼且言之有物的。毛泽东认为，文章应该“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列举的“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就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并批评道，“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他断定写这样文章的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他甚至提出，“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毛泽东认为，那种没有明确观点、只会简单列举材料的文章的写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

《读懂毛泽东的关键词》

“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必须抛弃“党八股”

一篇文章在提出问题并亮明观点后，“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这是毛泽东写文章特别看重的。他认为，写文章和讲话一样，一定要看对象；如果不看对象，写出来的都是“党八股”式的文章，就会“害人不浅”。毛泽东比喻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更要看读者、看听众，“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要养成人民群众喜欢的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毛泽东历来强调，文章所用的语言要丰富，文字要有味道，“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人民群众“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毛泽东主张，要想做到语言上生动活泼、新鲜有力，就必须向三个方面学习：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但不能变成“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第三，“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写文章或者做演说，如果具备了这三个方面的语言，就自然体现了“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样的文风，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风格，也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文章最终要“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毛泽东认为，写文章是要吸引人去看的，如果文章吸引不了人看，这样的文章是发挥不了实际作用的。吸引人的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有问题意识、有鲜明观点、有生动活泼的语言等因素外，毛泽东还强调了几点：一是文章标题要“吸引人看”，特别是理论文章和评述类的文章，“标题要吸引人看，这很重要”。但吸引人并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空洞无物，而是要有实际内容，因此“标题必须有内容”。二是文章写完后要经得起反复审看，不能匆匆忙忙“拿出去害人”。写文章“是专为影响人的”，写好之后不能“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而要“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三是写出的文章要经得起群众“考验”，一篇文章形成观点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而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因此，只有那些群众看得懂的、喜闻乐见的文章，才经得住“考验”。毛泽东的众多精彩文章特别是理论文章不拘一格的写法，恰恰说明一篇好文章并不是学问家的玩味品，也不是理论家纯个人的思想产品。写出的文章要符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文章所反映的思想总得回到实践中去、回到群众中去，被群众认知和掌握，从而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解决群众在思想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总之，毛泽东说过：“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准确性”，针对的就是要能够准确抓住所提出和想解决的问题，把反映中国实际和人民群众愿望的问题提炼出来；“鲜明性”，针对的就是要有鲜明的观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在概念、判断和推理上逻辑要清晰，态度要鲜明；“生动性”，针对的就是要有生动活泼的语言，要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能够吸引人去看。毛泽东所写的文章，大体都是建立在这“三性”基础上的，使用的是“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语言和逻辑，所以他的文章看起来带劲，正如他自己所比喻的“像一个健康人”；而毛泽东反对的“党八股”类的文章，正如他所比喻的“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毛泽东作为理论大家、文章大家，真可谓文如其人！

（来源：《学习时报》2022年1月31日；作者：杨明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研究员）

毛泽东谈文章写作之道

吕臻

（《湘潮》）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 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是文章大家。人们常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其实他下笔更如“神”。他的作品风格多样，时而大气磅礴，如大江大河奔流直下；时而隽永秀丽，韵味无穷；时而朴实无华，却富含哲理。毛泽东的著作是党的优良文风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 他常常在会议、谈话中提到改进文风、写好文章此类话题，这多是他丰 富写作实践背后的沉淀、升华和总结。

★ 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写文章

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写文章呢？因为，它对于提高工作能力大有益处。毛泽东谈到：写文章，可以“锻炼头脑的细致准确性”。“客观事物 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全面地认识它， 写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

做工作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客观世界，而“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因而写文章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经过不断地写文章、改文章、集体讨论文章，主观和客观就渐趋一致了，做工作的基础也就有了。 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写文章，确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毛泽东是这样要求领导干部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早年办《湘江评论》时，预 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冒着酷暑和蚊叮虫咬，一个多月写了40篇文章。大革命时，他背着雨伞走村串户 调查数月，不畏劳苦，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等调查报告，为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即使成为了党的领袖，毛泽东照样如此。指挥打仗再 忙再累，工作条件再苦再差，他都坚持自己起草文章、电报、讲话提纲，撰写社论、新闻通讯，甚至替别人写文章。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场景，数十年后他的 警卫员翟作军回忆起来依然是历历在目。当时，在简陋的陕北窑洞里，毛泽东用了9天的时间，废寝忘食、一气呵成地写完了这篇5万字的鸿 篇巨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 “速胜论”的错误观点，为全民族抗战指明了胜利的前景和努力的方向。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是笔耕不辍，例如在转战陕北的最后一站米脂县杨家沟的4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先后写下大小数十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仅被收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就有11篇之多，足见他当时勤奋写作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有些领导干部写报告和讲话稿让秘书代劳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他明确要求领导同志“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让写文章成为做工作、想问题的重要途径。

★ 写文章贵在实事求是

毛泽东提倡写文章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要从生活、从实践出发，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心里话。 他说：“只要是严格说理又合乎事实，即实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起来的。”他称赞列宁的著作“生动活泼”，因为列宁“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做人贵在真诚，作文也是如此。毛泽东主张文章 “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分析 情况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要夸大”；讲话发言也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尽是讲好话。

写文章实事求是的基础是要有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要认真开展 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强调“注重调 查”“反对瞎说”“一切结论产生于 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后来，他提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出只有这样才能“摸清情况”，“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在毛泽东的著作里有着大量丰富翔实的事实材料，是他长期开展调查研究的展现。早年他在中央苏区写下的7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堪称我党基层调研工作的典范。毛泽东对这次调研印象很深刻，后来回顾说：当时对许多问题，没有“全般了解”，“是完全的门外汉”，所以“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在那样艰苦的岁月，下这样大的力气去调查研究，是很难得的，但事实证明是极有价值的，没有当时这番苦功夫，哪有后来的胜利和辉煌？人们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来形容写文章是很贴切的，世间真正聪明的人是乐于下这种苦功夫的。

只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可以把握住问题的本质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来的文章，也才能有毛泽东所说的“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毛泽东指出：“写大文章不是 大笔一挥，滔滔不绝，要根据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有分析，过细研究才行。”他称赞中国古代《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认为郦道元很会调查研究，说：“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写文章之前，最好到处去跑跑，把写文章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这是党的优良文风的突出体现。在1958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领导同志：“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 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

毛泽东强调，研究具体问题，写文章，必须“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研究大的问题，还要有全局意识，提出领导干部要善于辨别风向，及时把握住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这样去写文章方能“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

★ 要处理好材料和观点的关系，善于分析问题

有了正确的态度，还要有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告诫人们：写文章要处理好材料和观点的关系，强调“材料应与观点统一”，形成自己的看法。

材料是血肉，是观点的基础。毛泽东说：“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在延安时期，他就号召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

然而单有材料还不行，还要加工、消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文章要有观点，有“较深刻的思想性”，作者要“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学会分析问题。毛泽东指出：“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掌握了辩证的方法，把道理分析透彻了，文章才能写得精彩而深刻。“马克思能够写 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 主义论》，”毛泽东说，“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反对写文章不懂装懂， 拿一堆材料来堆砌了事。1957年12 月25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文章写不下去了，此时应该多看看材料，再考虑考虑，看看自己是不是还没有真懂。”他曾看过一份文件后不满意，认为文件起草者对所论问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他认为，构思行文首先要分析所论事物对立统一的内部联系，分析其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这样才能“有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如果没把问题搞懂，就不要轻易下笔。

毛泽东指出只有学会分析问题，讲话和写文章才能富有说服力。1955年在《

★ 要讲究文法、修辞、逻辑，文章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毛泽东是遣词造句的大师，他的语言精练准确，词汇丰富多彩，用典生动恰当，他的文章既有思想的说服力，也有艺术的感染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报纸、杂志、书籍上的文字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在语言运用方面存在着混乱状况。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要求规范语言的使用，强调写文章要讲文法、逻辑、修辞。讲究文法，是写文章的基本要求。他举例说：“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讲究逻辑，是指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要有逻辑性。“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文章“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也就是说，要注意文章的准确性、条理性和前后的一贯性。讲究修辞，则是要使文章生动活泼一些，使人爱看。

在文章语言的运用上，毛泽东指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他尤其反对一些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洋腔洋调”，主张要吸收祖国语言几千年来的丰富营养，主张中国人写文章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951年，毛泽东在他修改的《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一文中说过：“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当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毛泽东对祖国语言的深厚感情终其一生，并且研习不断。一部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他读过不知多少遍，还总向别人推荐，并且告诉对方这部书至少要读5遍。对于书中的语言、故事、人物，毛泽东可谓是信手拈来、随手妙用。他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用“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等。对中国古代的许多优秀作品，毛泽东总是常读常新、巧加运用，他很注意从中吸收养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生动形象和语言形式去打动人。

在文章中，毛泽东还常常运用成语典故来阐明道理。党的七大召开时，他在会议最后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用中国古代的一则寓言故事，教育了全体党员，鼓励大家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付出艰苦努力，去感动上帝也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去赢得革命的胜利。1949年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他借用农夫和蛇的寓言故事，教育中国人民不能怜惜自己的敌人，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这些都是很精彩的例子。善于发掘中国古代成语典故所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且联系实际加以巧妙运用，让所要讲述的道理更加形象具体、深入人心，是毛泽东文章又一个突出的亮点。毛泽东之所以总是能够那样恰当自如地运用祖国语言，固然离不开他对革命事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同时也和他长期手不释卷、勤奋读书、刻苦学习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他说过：“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 写文章要有群众观点，心里装着读者，使读者爱看

写文章要有群众观点，心里始终装着读者。毛泽东说：“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当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这是群众观点在文风中的具体体现。心里有读者，就会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语言运用方面都考虑读者的感受。这样，读者才会爱看你的文章。对于在写作过程中如何站在读者的角度想问题，毛泽东有多方面的阐述。“ 标题要醒目些 ，使读者爱看。”1957年，《人民日报》送来一篇社论稿，题目是“怎样对待批评”，毛泽东看后，把它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并批了一句 “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一个很简单的改动使得标题更加准确鲜明，也带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这是因为毛泽东很懂得读者的心理。

对于文章的开头，毛泽东主张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或者中心思想，引起读者注意，“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然后再作阐释论述。他反对一些文章一上来就大段引用经典论述，给人以距离感，认为“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

行文风格上，毛泽东主张要照顾读者的心理。他说：“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文章也不能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他称赞鲁迅的文章既不太软也不太硬，不难看。

关于文章的叙述方法，毛泽东也有独到的看法。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因而“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文章的叙述要尊重人们认识问题的习惯，讲求循序渐进、由浅入深。

关于文章的篇幅，毛泽东的观 点是“要简练扼要，生动有力，要写得短些，通顺些，废话应当尽量除去”，尽量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大的问题。他批评“有很多文电，既嫌冗长，又嫌杂乱”，“结果无人看，或者看一半就丢下了”。当然文章要短些，但也不能绝对，“并不是说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词类”，“也不是说可以不顾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毛泽东提出“长一点也不要紧”。有些文章“虽然篇幅颇长，却能引人阅读，使人不厌其长”，有些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却使人难看”，“这里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条理，是否说空话和是否合文法”。

关于文章的编排布局，毛泽东主张要留有余地。1958年，他在成都会议上谈到：“写剧本有这么一个原则，要为观众留余地，就是要使人家有点想头，如果一切动作、一切语言都在台上做完了、讲完了，并不见得好。”1959年，他谈到：“舞台艺术要为观众留余地，不要把一切话讲尽了，一切动作做尽了。等这个戏看完之后，人们在那里想一想，发发议论，这是成功的戏。我看不仅是戏剧，文学也是这样，写小说也是这样，做诗也是这样。”毛泽东还评价道：“韩愈做诗，他就是统统把话讲完了。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完的，讲尽了，不能割爱。特别是他那首《南山诗》，搞那么多。”写文章要虚实结合，留有余地，这样才能给读者留出回味和想象的空间，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毛泽东写作的智慧，他时时刻刻把读者放在心上，因而他的文章令人回味无穷。

★ 文章写完后要反复进行修改

文章写完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毛泽东认为还不行，还得去认真修改。

为什么一定要修改文章呢？1963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到：“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毛泽东还主张：“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可见，改文章就是改思想，改的过程就是思想完善的过程。毛泽东一生改过的文章无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前后历时差不多7个月，总算起来修改了一二十稿。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毛泽东最后才讲：“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再如，写作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年过六旬的毛泽东前后修改了十几遍，持续时间近半年，倾注了大量心血！

有人可能觉得大作家写作，能够一气呵成，无需修改。其实不然，大作家技术纯熟，能在脑海里修正加工，甚至能不自觉地修正，所谓“腹稿”“宿构”说的便是这层意思。而这“纯熟的技术”，也是作家本身多年历练感悟的结果，他们不是没有去修改文章，而是经过长期的文字历练，形成了优秀的语言品质和表达习惯。关于这方面，哪怕是毛泽东这样的文章大家 也不例外，人们通常看到他那样神 乎其神的演讲及写作技艺，其实更应该仔细体味的是在那些优秀作品背后创作经过的艰辛以及所折射出的胸襟和情怀！

不仅是对重要的文件和文章，对自己的诗词，毛泽东也常会去斟酌修改。白居易的“好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一语，正可以用到毛泽东身上。毛泽东对自己诗词的修改非常认真，极其讲究。1952年，一位大学老师写信 给 毛泽东指 出他 的 《长征》 诗中“腾细浪”“金沙浪拍”的“浪”字不宜用两次，建议改为“水拍”。毛泽东欣然接受，并称其为“一字师”。1963年，毛泽东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 赠周恩来，当晚口中吟诵反复修改 ， 次日 服 务 员倒 掉 半 篓 废纸 稿。透过这些细小的例子，可以看 到 毛泽 东 对 诗词 逐 字 逐 句的 “推敲”已达到近乎“挑剔”的境地！他就是以这样严谨认真的态度，反复修改自己的诗词和文章的。可以说，读文章、写文章和改文章已然成为了毛泽东和许多中共领导人思考问题、开展工作乃至陶冶情操的重要途径。或许有人会问，不管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毛泽东为什么会反复强调文风问题呢？这固然与他本人就是文章大家有关，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明白：领导干部文风好坏与党的事业的兴衰紧密相关，“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文风是一名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重要表现，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出现毛病，往往在文风上会有所表现。

毛泽东的公文写作艺术

毛泽东在批阅文稿。

毛泽东一生为党和国家撰写了数以千计的公文，仅收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集》中的就有340多篇。毛泽东写作公文，从不简单对待，而是运用他博古通今的知识、活泼生动的语言、辛辣幽默的文笔，将公文写得光芒四射、文质并美。

清楚准确

公文是为了公务活动而写的，必须恰当反映和处理公务。这就要求公文必须清楚准确。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了公文的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出自毛泽东之手的公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清楚准确，叙事特别清楚明白，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话，没有任何语句不清楚的话。以毛泽东1948年1月7日起草的党内指示为例。这篇公文一开头用几句话写清楚了建立报告制度的必要性：“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的报告制度。”接着，毛泽东写了两条规定。一条是“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一条是“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每一条规定后用简明的文字写清楚了报告的内容、字数、写法、发到中央的日期，以及这样做的道理。这篇公文让人一看就清楚，要求的是什么，需要怎样做，这样做的道理，非常清楚、准确、简要。

毛泽东写的这个党内指示，文字不多，却解决了大问题。当时，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程度大为提高，全国胜利已经在望。但是，山头主义、各自为政的现象，在党内仍然存在。这种情况，迫切要求党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这个指示中所规定的报告制度，是中共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条件下的一个发展。它成为党内延续至今的一项重要制度。

毛泽东不仅自己写作公文清楚准确，也把这一条作为写作公文的要求向全党提出。毛泽东在上述公文中还提到了报告的写法，并且强调：“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不仅要求写公文要准确，而且进一步指出，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他针对当时党内公文写作中存在的情况指出，“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推理不符合逻辑；第四，不讲究辞章。”可以说，清楚准确，是毛泽东公文风格的骨架和基础。

简明扼要

毛泽东历来提倡写文章要短，要精，他提出：“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他自己写公文就十分注意简明扼要，能用几个字写清楚的，决不写多余的字，能用一句话说明白的，决不写第二句话。

毛泽东1948年指挥淮海战役时，写的作战方针，还不到800字。在这简短文字中，毛泽东把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任务的重心、行动、时间等，写得极为明白。他就是用这不到800字的公文，指挥淮海战役取得了胜利。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亲笔写的《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包括6方面重要内容，全文却不到600字，而每句话都极其精炼。以此命令的第一部分为例：“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仅用90多字，就将出兵缘由、意义、出哪部分兵等，写得清楚明了。

《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用通俗易懂又简洁的语言，讲了工作中“纲”和“目”的关系、全局和细节的关系、如何把握时机的问题、订计划要突出重点的问题、两本账的关系、如何抓两头带中间、工作长期性和阶段性的关系、红与专的关系、材料和观点的关系，以及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关系等等。他还深刻地论述了国际国内矛盾的问题、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重要理论。可以说，《工作方法六十条》虽然是一篇公文，但其中包含的理论观点的厚重程度、论证的深邃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重要理论著作。它既是一篇中国当代公文的典范，也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当代公文的必读篇目。

观点鲜明

公文是讲方针政策的，除了准确外，还要求观点鲜明。对此，毛泽东的要求是：“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他写的公文，从不模棱两可，含糊其辞。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求什么、禁止什么，开门见山，非常鲜明，没有任何绕圈子的话，让人一看就知道他要求的是什么，应该怎么办。

毛泽东1948年3月20日写的情况通报，一开始就点明——当前党内主要是反对“左”的偏向：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

接着，毛泽东从我党历史经验角度对此作了论证：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

毛泽东鲜明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在谈如何对待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民主人士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于这些人，我们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则作适当的批评。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邀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些人的特点是从来不愿意接近劳动群众，又习惯于大城市的生活，不愿轻易到解放区来。虽然如此，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基础，即民族资产阶级，却有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因此，应当争取他们。”在谈到建立新政权时，毛泽东非常明确：“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

毛泽东这篇公文，是观点鲜明的典范。这篇公文的内容涉及几个方面，但无论谈什么，毛泽东都谈得直截了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人一看就清楚毛泽东讲的方针，就明白他交的“底”是什么。

毛泽东文章的独特风格

霞  飞

《世纪风采》

1980年3月2日，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与罗瑞卿的秘书王仲方谈话时，由衷敬佩、高度评价毛泽东写的文章，说：文章还是毛泽东他老人家的好，你看《论持久战》《实践论》写得多么好呀！又深刻，又生动，简直增减一个字都不行。其实，毛泽东写的文章早就普遍受到人们赞扬，连蒋介石也说毛泽东的文笔好。的确，毛泽东写文章，立意高远，豪放大气，文采飞扬，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少年练就好文笔

毛泽东成为文章大家，决非一日之功，他早在少年之时，就已经练就一手好文笔。

毛泽东幼年读私塾时，还谈不上写文章，他对写作发生兴趣，当是1904年秋季，是时，他已经在关公桥私塾学了半年，老师是周少希。周少希喜欢写作，也写得一手好文章，毛泽东师从他读书，开始对写作感兴趣。1906年秋天，毛泽东又到井湾里念私塾，老师叫毛宇居，是毛泽东的毛姓同辈人，比毛泽东大12岁。他不仅写的一笔好字，还做得一手好文章，在他的教学下，毛泽东对写作更加关注，但那时他的写作限于先生留的课业范围，还谈不上自己立意并写出系统的文章。

毛泽东试笔自己独立写文章，到底是何时，写出何作品？目前已无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独立写作文章，肯定早于他到长沙读书时写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根据是1912年符定一先生对年仅19岁毛泽东的考核。

符定一，字宇澄，湖南衡山人，1877年生于书香世家，既较为全面地接受了传统文化，又接受了西方文化，是饱学之士，毕业后任资政院秘书。后回湖南从事教育工作。1912年春，也就是符先生任湖南全省高级中学校长的时候，19岁的毛泽东从韶山来到长沙应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该校录取。符定一觉得一个乡下青年，不一定有如此高的学识，担心在他主持的学校中有“关系生”考入。因此，他亲自复审毛泽东的考卷。当他看到毛泽东的考卷时，大为吃惊，毛泽东考卷中所写文章，立意高远，气度不凡，文风也闳中肆外、纵横捭阖，十分俊雅，连书法也属上乘。符先生深为感染，但他又怀疑这样好的文章是否真正出自毛泽东本人，于是，他决定要亲自面试毛泽东。当传达员把刚刚从湘潭乡下来到长沙的毛泽东领到校长室时，符先生不禁大为吃惊：毛泽东穿着打了许多补丁的家纺土布衣服，脚上穿着草鞋，讲着口音极重的韶山土话。他心里暗自思量：这个乡下土孩子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符定一决定要好好考考他。在看似轻松的对话中，符先生向青年毛泽东发出了一系列问题，他的问题，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想从各个方面为难这位乡下来的考生，看他是否真有学识。但是，不管符先生问什么问题，毛泽东总能对答如流，并且颇有惊人之语，足见毛泽东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见解不凡。符定一不仅打消了怀疑的念头，还认定自己发现了超凡脱俗之才。他以特有的伯乐之心，取出文房四宝，给毛泽东出了一个题目，让毛泽东写出文章。青年毛泽东稍加沉吟，即展纸挥毫，龙飞凤舞，一挥而就，面呈符定一，符先生看罢这篇如行云流水、立马可待的文章，拍案叫绝，赞叹不已。从此他“认定毛泽东是一位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决心要好好地栽培”，鼓励毛泽东学好古典文学、历史、伦理学等，启发毛泽东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通过语文老师柳潜把一部珍藏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借给毛泽东课外阅读。

上述史实说明，毛泽东写得一手好文章，决不是从《商鞅徙木立信论》开始的。早在少年时代他就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只不过这些文章没有留下来，而《商鞅徙木立信论》则在后来被发现原文原稿，人们便认为毛泽东写得好文章的标志从这篇文章始罢了。

从文笔老到到文字激扬

再讲《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毛泽东写于1912年的一篇文章，写作时间在符定一先生面考青年毛泽东不久的当年6月，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举行的一次作文比赛中写的。这篇文章在作文比赛中得了满分，并夺得头名。这是公认的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稿，原件现藏中央档案馆。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青年毛泽东的文笔，已经相当老到。当年以写文章见长的国文教员、晚清秀才、毛泽东的班主任柳潜看到这篇文章时，击节赞赏，给予很高评价。他写下的评语是：“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毛泽东的文章仅500字，柳潜的眉批和总评就有150字，可见他对这篇文章欣赏的程度。最后，全部获奖作文报到校长符定一那里审定，符校长不仅同意阅卷老师柳先生等人的意见，而且特地在毛泽东这篇作文的首页上批了“传观”两个朱红大字。柳先生还极力向同仁推荐此文。同事们也一致认为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完全赞同柳先生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文章能够得到这些当年写文章高手的先生们如此评价，说明毛泽东写文章的文笔已经相当成熟，由此反过来想：当年湖南的一些饱学之士对毛泽东写文章，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清末民初，文人写文章，有一种半文半白的风格。这种文章有它的优点。采用此种文风写成的文章，往往气势磅礴，立论精当，析理透彻，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这种文章，显得十分老到，中国近世有成就的文人往往是写这种文章的大家，梁启超就是写这种文章的代表之一。梁启超嗅觉灵敏，立论锋利，思想广博，议论新颖，行文流利畅达，文思如涌，极富鼓动性。梁启超笔锋无数次打动过毛泽东，也一直为毛泽东所学习和效法。在学习和效法中，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即已经熟练运用此种风格写文章了，他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明显带有梁启超这种文风。

更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又有自己的新风格。他的文章中一开始就有“三叹”：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

由此三叹可见青年毛泽东已经关注国家民族大事，写文章是针对国家、民族之积弊，目的是为国为民，因此，他起笔立意极高，著文完全是有感而发。而毛泽东忧国为民之立意也在文章中体现出来。他在文章最后议论道：

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毛泽东的老师也从毛泽东这篇文章中看到青年毛泽东的逼人锐气和洞察时代的深刻见地，柳先生不惜笔墨用“恰似报笔”来高度评价学生对于社会时事的关注。“报笔”说的是报上文章的笔锋，此处指新闻评论笔锋。柳潜不喜欢学生写那些内容老化，与时代脱节的文章，一向引导他教的学生写文章要有“报笔”之风。他的倡导和引领，为青年毛泽东关注时代风云而写作雄壮阔气的文章，后来又再进一步，随着自身走向波澜壮阔的时代而文笔也转为激扬豪放，埋下了重要的伏笔。毛泽东最终成为文章大家，毫无疑问，得益于柳潜先生对“报笔”风格的激赏，他的鼓励对青年毛泽东影响很大。毛泽东一直记着这件事。解放后，毛泽东曾向老师符定一打听柳潜的下落，得知“此人早已谢世，子孙后代情况不明”，毛泽东深感遗憾：“可惜了。袁大胡子不喜欢的梁启超式的新闻记者的手笔，是我向柳老师学来的。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他给了我100分。”

青年毛泽东老到，触及时政，言之有物的写文章笔法，既有此前他读书、写作的积累，又受到湖南一师众先生的影响，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当毛泽东走出校门，开始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特别是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后，他的文笔有了很大改变———从文笔老到变得文字激扬。随之，他运用白话文多了，但也不是不用古语古文。他的文笔，明显变为文字激扬，大气磅礴。毛泽东1925年写的《沁园春?长沙》这首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从毛泽东这些诗句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青年毛泽东胸怀大志奋发向上的风采。其中“激扬文字”一句，也标志着毛泽东写作文章风格的改变和发展。其实，这也能够从毛泽东早期写作的文章中看到。他写于1917年的一篇题目为《奋斗自勉》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意思是与天共同奋斗，与地共同奋斗，与人共同奋斗，遵循自然客观规律，天和人共同前进，才能体会到奋斗的真意和无穷快乐！ 这段文字的哲理是何等深刻，气势又是何等磅礴！1919年，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有这样的文字：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中的设问和几不怕的回答，正是他文字激扬的体现，青年毛泽东用这种笔法，展现了他为国为民而奋然前行的锐气。毛泽东与于1919年七八月间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同样具有这种文字激扬的特点：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在文字激扬的基础上，又加深了他析理深透的特点，他一一列出了各类人们的处境，讲出联合起来反抗旧制度的必要。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困于历史的势力———习惯———。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毛泽东这个时期形成的文字激扬加析理深刻的特点，后来成了他写文章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后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毛泽东的写作，在已经奠定的基础上，又在写作实践中不断发展，写下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有论理的，有述事的，有新闻稿，有报告稿，还有公文、评论等等。这些文章，体裁不同，但都体现了毛泽东的特点，这些特点，形成了毛泽东特有的文章风格。

立意高远

毛泽东从不随意动笔写文章。他写文章，都是为了分析和解答现实重大问题，并且，他的分析和回答，都是胸怀全局，登高望远，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大处落笔。可以说，毛泽东写的文章，是“管大用”的。这一点常常被谈论毛泽东写作风格的人所忽略。

我们看毛泽东带领红军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四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四篇文章，所回答的，都是重大问题。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纵览当时中国政治全局，对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再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论到湘赣边界的割据，进而谈到湘赣边界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最后论到经济问题和军事根据地等问题。此文从大处着眼，层层分析，步步解答，最终得出了红军能够在中国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在逐步分析中阐述了这种革命根据地存在的重大意义。这篇文章中，没有任何标语口号式语句，字里行间所体现的，是一种沉着冷静风格，是一种述事析理文风，但它的立意则极高，涉及并加以回答的，是当时中国革命所遇到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立意同样高远，此文从大势和当时需要的具体条件入手，分析中国能够存在独特的革命军队割据政权的原因，又从八月失败在于一部分同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根源处剖析，进入对井冈山割据现势的分析，对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割据地区问题，作了分析和解答。这篇文章回答了井冈山红色政权的创造和扩大的必要这个重大问题。《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对于当时存在于红军中的共产党组织中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对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建设经验进行了总结，解答了红军怎样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这样重大的问题，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立意，无疑重大而又深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针对当时党内和红军中一种悲观情绪而写，但毛泽东没有就事论事地只限于批评，而是从大处落笔，对革命的主观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作了对比分析，论述了革命力量的性质及其发展的必然性，对反革命力量的实质作了分析，对现时的客观情况进行了分析。它回答的是反动势力虽然很强大，但革命力量也必然会发展起来，革命前途是光明的这样重大的问题，立意是高远的。上述毛泽东四篇文章，总起来回答了中国革命可以在农村存在和发展，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赢得胜利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这解决了共产党的力量在相对落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管大用”的文章。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写了不少文章，立意同样高远，同样是为了解决大问题的。《论持久战》一文，从国际国内形势大处着笔，对中日战争形势进行了透彻分析，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预测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预见了中国抗日战争必胜的结局，它正确地回答了关系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这篇立意于解答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重大问题的文章，不仅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中统一了对于抗战策略的认识，也不仅受到了国民党及其军队许多高官的赞同，甚至连日本方面的军事家也不得不佩服毛泽东此文独具只眼规划宏大，从而惧怕此文中所包含的雄壮力量。从1941年5月到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为延安整风运动撰写了三篇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他写这三篇文章，目的是为了清算曾经统治共产党并且后来在党内许多同志中一直存在的错误思想及其形成的不良作风，立意同样高远。这些文章不仅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也不仅对指导当时的抗日战争和其后的解放战争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有长远的认识论意义。《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文章，同样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为了解决重大问题而写。当时党内存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思想，也有冒险主义倾向。教条主义者只看到矛盾的普遍性而忽视矛盾的特殊性，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到处生搬硬套。经验主义者片面夸大感性经验的作用，轻视科学理论的一般指导作用。冒险主义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地硬干硬拼。这些错误思想中，以教条主义危害更大。毛泽东就是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而写上述两篇文章的。《实践论》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矛盾论》阐述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两篇文章在对党内错误思想尤其是教条主义思想进行分析批判中，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给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正确的哲学基础，显然也是“管大用”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写的文章同样立意高远。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为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写的，为了回答这样重大的问题，毛泽东没有轻易动笔，写前，他找许多部门的领导干部谈话，进行调查研究，又借鉴苏联经验，进行反复思考，最后才写下这篇文章。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论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与非党，是与非，中国和外国这七大关系时，都有直接借鉴苏联在这些方面所犯的错误与教训的论述。在这篇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勇气和毛泽东本人所具有的独到见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在1956年以后的多次讲话中都谈到提出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是要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可见，毛泽东写作《论十大关系》着眼之宏大。而这篇文章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的意义更是非同小可。1957年2月，毛泽东写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毛泽东写这篇文章，同样是为了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中国当时存在的重大问题，立意是高远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又提出向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在文章中，毛泽东从分析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入手，进而对肃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和解答，不仅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的典范，也在解决中国当时面临重大问题上“管大用”。

毛泽东从不写“无病呻吟”的文章，从不写拘泥小事的文章。他写文章，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因此，他的文章才能够立意高远。立意高远，是毛泽东写文章最根本的特点，是他最重要的写作风格。立意高远，不仅使他的文章“管大用”，而且是他的文章恢弘致远、大气磅礴的基础。

独特的文笔特色

据蒋介石身边人员回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评战犯求和》《别了，司徒雷登》等文章时，虽然没有署名毛泽东，但蒋介石从收音机里一听到这些文章，就断定是毛泽东所写。同样，在20世纪50年代炮击金门之战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虽然是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但蒋介石从收音机里一听到，就知道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毛泽东写的文章，有自己的文笔特色，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写作文章，在他立意高远这个最重要的写作风格基础上，形成的文笔特色，大体可以概括为：“大气磅礴”、“论理透彻”、“生动活泼”三句话。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会感到一种大气。毛泽东写文章，总是在胸怀大局、眼光高远基础上，形成一种宏大的气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立意在于充分估计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科学分析农民的各个阶层，宣传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反驳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微词。写作这样的“大文章”必然体现出一种“大气”。毛泽东在这篇文章开头一段中写有这样的话：

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有这样的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文章中的这些话保持了毛泽东青年时代激越的文字风格，在大气磅礴中显现出他论理的功力。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是从分析中国大局起笔，又是从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论及一国之内在四面白色政权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这种“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文章主题即是如此大气。毛泽东文章中的这种大气，不仅仅限于他确立写作目的和主题方面，也体现在他的文笔中。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结尾处写有这样的话：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些文字中，充满了何等的磅礴大气。毛泽东就此止笔，益发显示出他信念的坚定不移。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有这样的话：

在站起来的四万万中国人民面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像一头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就吓它一大跳，这头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在日寇侵略气焰嚣张之时，毛泽东在文章中写下这样的大气磅礴的话语，怎么不令人鼓舞和振奋？在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已经掌握了原子弹的世界强国美国所支持的国民党强大军事力量，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说了下面这样的一段话：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面对原子弹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毛泽东却轻蔑地称之为“纸老虎”，并且从世界历史角度谈到：美国和它所支持的蒋介石，和历史上许多看似强大最后却被人民所消灭的反动派一样，摆脱不了被消灭的下场。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致词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段话语气之宏大，气势之恢弘，从古至今，能有几人能比？

1955年，毛泽东在同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教谈话中再次谈到原子弹，但在毛泽东眼里，原子弹是那样的渺小：

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在这里，毛泽东的眼界覆盖整个地球，直达太阳系，从如此阔大角度看待原子弹，谁能做到？可见毛泽东的大气。

有人说，毛泽东的文章：“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这个话客观地反映了毛泽东文章的大气磅礴。

论理透彻，是毛泽东的文章风格之一。他的文章，分析问题总是层层深入，说理明白，引人爱读，让人信服。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等理论文章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分析清晰，论理透彻。仅从《矛盾论》中即可看到毛泽东论理的透彻，他从两种宇宙观谈起，步步递进，谈到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最后得出结论：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他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他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他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著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闪耀着光辉，首先是其理论的力量，而毛泽东思想理论的力量，就体现在他文章论理透彻之中。理论的力量加上文采的魅力，使毛泽东成为古今中外真正的文章大家。

生动活泼，是毛泽东又一个重要文笔特色。毛泽东的文章妙语连珠，故事叠现，用典精辟，比喻恰当，讽刺深刻，举例鲜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的话：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似乎能够看到在农民革命中各种鲜活形象。

善于使用讽刺文字是使毛泽东文章增色的重要因素。在《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一文中，毛泽东讽刺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抗战说：

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

毛泽东的这个讽刺，是多么生动，又是多么鞭辟入里。对党内不良倾向毛泽东也在文章中讽刺。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讽刺教条主义者：

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毛泽东对于党内不良倾向的讽刺，不同于对敌人的讽刺，他的道理是：“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恰当的比喻，使毛泽东文章十分生动。他曾把长征比喻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豪迈地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一直到老年，毛泽东写文章，以及在讲话基础上形成文稿，都保持善于比喻的特点。他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生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生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毛泽东这段话，正确地论述了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的对立统一，反映了他对于社会主义变革和稳定之间关系的基本认识，是我们今天准确理解毛泽东关于改革论述的一把钥匙。

毛泽东的文章所以生动活泼，旁征博引，善于用典是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具有渊博的知识，他在写文章时，善于随时自然地把这些知识运用到文章中去说理论事，使他的文章有极大的说服力。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引用了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此典说明：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就比鸿毛还轻。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引用《水浒传》中的故事说明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以此典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1939年7月毛泽东给即将上前线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时引用了《封神演义》中的典故：“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样法宝。”毛泽东用这个典故引出：“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种比兴手法，促使人们牢记三大法宝。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毛泽东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茕茕孑立，形影相弔。”用此典形容司徒雷登孤立、无奈的样子，接着又讽刺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党代表会议上借《红楼梦》里林黛玉“东风、西风”这两个字意的话，说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道理，使严肃的话题显得开阔、轻松。

生动活泼，轻松有趣的文笔，使毛泽东文章的阅读者，总能感觉到一种清新之气。

毛泽东教我们写公文

苏马

毛泽东多次要求，公文要做到短小精悍。他明确提出：“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毛泽东把向全党所提的要求，充分体现在他所起草的文件中。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还是文章大家。他不仅开创了政论文写作的新生面，也开拓了公文写作的新天地。在一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为我们党和国家撰写了数以千计的公文，同时在公文方面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他用丰富的实践和深刻的理论，指导我们如何写好公文。

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

公文是党政机关行使职能的重要工具，在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指导和推进各项工作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己动手写公文是领导干部理所当然的工作，也是其领导才干的体现。

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袖，毛泽东高度重视公文在指导革命、推动建设中的作用。他多次提出，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写公文。1948年，毛泽东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1964年，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严肃批评：“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末，部长、局长就可取消，让秘书干。须知，这也是劳动，不亲自动手怎么行呢！”

毛泽东不但把亲自动手写公文的要求下发全党严格推行，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通知、指示、命令、电报，等等，收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集》中的有340多篇；他还亲自阅读修改了难以计数的公文，在《毛泽东年谱》中可以详细地看到有关记载。

有位外国名人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刀枪和思想。从长远来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所战胜。”刀枪是什么？武器、实力和行动。思想是什么？战略、策略和方法。新中国是用革命的枪杆子打出来的，而革命的枪杆子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因此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那支凝聚其深邃思想的如椽大笔。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从1948年7月开始，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普通农舍中，亲手拟写了408封电报，以高超的智慧和雄伟的气魄，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导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史诗。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说，靠的也是毛泽东那支如椽大笔。1955年9月至12月间，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认真阅读了从各地征集上来的200多篇调查报告，精心挑选出176篇，进行编辑、修改，并为其中104篇撰写了按语，为全书撰写了序言。毛泽东用这部“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为全国农业合作化道路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一生亲自拟写公文之勤、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在中外政治领袖中可谓独领风骚。

文字生动，讲究一下词藻

毛泽东十分厌恶“官样文章”，他严厉批评假、大、空的公文：“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毛泽东对公文有深刻的见解。在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新中国建立前后和1958年前后，他作出了一系列论述，涉及公文的文风，公文写作的原则、语言、文字、修辞等。

毛泽东强调，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他说：“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他指出，文件“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他用一句话概括了好的文件标准，“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公文的最高境界，莫过如此。

对于公文写作，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例如：“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代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的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又如：“用口语，使人一看明白，较之现在相当流行的半古半今、半文半白、使人硬是看不懂或者勉强懂了但是过眼即忘记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文体，要好得多。”再如：“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

毛泽东像语文老师一样，认真阅读和批改党内公文，悉心进行指导。

有的文件“不扎实，轻飘一些”。毛泽东指出，这是起草人“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他要文件起草人“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修改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

有的文件缺乏说服力。毛泽东致信有关部门领导：“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路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用多少钱，有无可能，每一个五年各需用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

有的文件写得不够精练。毛泽东批示：“第五章有些话显得重复多余，宜加删节。二、三、四章也有一些多余的话，可试删节。”

……

在公文指导上，毛泽东不仅高屋建瓴，切中要害，还殚精竭虑，不厌其烦。因为小公文关乎党和国家的大事业。

亲身实践，毛泽东这样写公文

与他的政论文相同，毛泽东的公文也写得潇洒自如，独树一帜，没有丝毫的八股味道。

毛泽东深悉公文的真谛，把准确性列为“三性”之首。公文主要用来传达要求，指导工作，必须准确无误，通俗直白。革命斗争时期，环境艰险，形势骤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治国安邦，百业俱兴。这一切都容不得半点含糊，说半句空话。毛泽东起草的电报、指示、决定等，全是一对一、实打实，围绕重点，直指中心。

1948年3月14日，解放军攻克洛阳，不久撤出。4月5日，解放军再度攻克洛阳。8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起草并发出《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电报940多个字，在开头作出“此次再克洛阳，可能巩固”的判断后，随即提出九项应注意的政策。例如：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等等。新政策明确、清晰，既易于理解，又便于执行。

毛泽东多次要求，公文要做到短小精悍。他明确提出：“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毛泽东把向全党所提的要求，充分体现在他所起草的文件中。

有人对毛泽东起草的文件作过统计：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与闭幕词，两个文件加起来3000多字；有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作战指挥的电文，长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过2000字，短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足800字；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指示与通知，两份文件加起来只有700多字；《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仅548个字。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给反映问题的知青家长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仅有34字的复信，极大地推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解决。

毛泽东主张，公文也要生动，讲究词章。现实中，有些公文形式刻板、套话连篇、缺乏生气。毛泽东所写公文则不然，在准确、鲜明的同时，还力求生动，给人以美的享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祭黄帝陵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虽然是政治性很强的公文，却汪洋恣肆，文采飞扬。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1930年1月5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在信结尾，毛泽东预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并满怀激情地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贴切的比喻、壮观的排比和诗意的语言。谁会想到，它们出自党内的严肃通信？——这就是举世无双的毛泽东。 

（《刊授党校》

毛泽东：正事写史，余事写诗

《 文摘报 》（ 2018年01月13日   08 版）

    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手迹：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毛泽东是诗人哲学家和哲学家诗人，也是诗人革命家和革命家诗人，还是“正事写史，余事写诗”的诗人史学家和史学家诗人。毛泽东诗词体现了他的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困苦和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程，是好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早期的发蒙、立志

　　毛泽东8岁时春节在外婆家看舞狮子，作了一首儿诗：“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热些烧，肉放烂些煮。”这是迄今见到的毛泽东作的第一首诗。4年后，12岁的毛泽东作的两首诗，已初步显露了他的志气。其中一首是《五古·咏井》：“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这首诗，初步表达了少年毛泽东在志气方面不做井底之小鱼的取向。

　　17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冲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在那里，毛泽东的心志也跃到一个新的层面。这有毛泽东改写他人的诗为证：“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表达了毛泽东要到外面的大世界经风雨见世面的心志。

　　到省城长沙读书的毛泽东，遇到了德高识广的恩师——杨昌济，眼界大开。他知道了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看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封建主义对中国造成的落后，开始形成救国心志。他在1915年写的两首诗抒发了这种心志。一首是《五古·挽易昌陶》，其中写道：“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一首是《四言诗·闻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作》：“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是标志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第一步的一首诗。

    而立之年后的思索、探路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之前的诗词，更多联系的是父母、妻子、老师、同学，之后的诗词，更多联系的是革命、建设、战友、朋友和斗争对象。

　　从《沁园春·长沙》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10年毛泽东一直在努力地寻求解决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谁主沉浮”这个大问题。

　　1927年春，毛泽东在《菩萨蛮·黄鹤楼》中表达了“龟蛇锁大江”的郁闷。在写这首词之前，毛泽东已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等重要思想。写这首词之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将队伍带到井冈山。秋收起义第一次举起了镰刀斧头的旗帜，将起义军称作工农革命军。当时毛泽东写的《西江月·秋收起义》，记录了“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的历史，还写明了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1928年秋，毛泽东写的《西江月·井冈山》记录了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经历。

　　1929年秋至1931年夏，在建立赣东、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中，毛泽东在马背上哼出了多首诗词。这些词记录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场景、“战地黄花分外香”的哲思；也记录了当时中央“左”倾盲动主义要求红军打长沙等大城市的历史；更记录了“前头捉了张辉瓒”“横扫千军如卷席”等反“围剿”战斗的胜利。

　　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取得党中央领导权，“左”倾教条主义全面扩展。他们使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惨重，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就撤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排挤毛泽东，给根据地带来极大的祸害。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严厉批判毛泽东。1932年10月，又将毛泽东调离红军领导岗位。1933年夏毛泽东作《菩萨蛮·大柏地》，发出了“谁持彩练当空舞”的疑问。1934年夏，军事形势危在旦夕，而毛泽东作《清平乐·会昌》体现的是被迫闲居的生活。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压，心情是压抑的。他的思想还在孕育之中，还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不惑之年后的重大转折

　　1935年1月至1937年7月是抗战准备阶段，这是党和民族的重大转折阶段，也是毛泽东一生的重大转折阶段。遵义会议是个起点。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使他开始进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和决策层，并逐渐成为党中央的主心骨、红军的主要指挥员。

　　这个阶段，是毛泽东诗词最出彩的阶段。继创作《忆秦娥·娄山关》之后，1935年10月，毛泽东接连写了四首诗词名作：《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这是毛泽东诗词创作最多的一个月，反映了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喜悦的心情：“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紧接着，1936年2月为开辟抗日通道而进行的东征途中，毛泽东又写出其诗词创作的巅峰之作——《沁园春·雪》。这首以反对封建主义为主题的名作，包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思想。一年后，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集中表达了抗日救亡的决心，其中写道：“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这个阶段，是毛泽东思想开始成长并迸发出巨大能量从而对全党产生巨大吸引力的阶段。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演，批判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敌人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石破天惊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这就是《祭黄帝陵》诗中颂扬的“民族阵线，救国良方”。照此“良方”去做，出现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新局面。1936年12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系统地说明了党应该实行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的军事路线，使红军走上正确的军事道路。

　　解决了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之后，毛泽东又着手解决思想路线问题。1937年七八月，毛泽东先后完成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论文的写作，并分别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巅峰之作。

    抗战、学习、生产

　　抗日战争阶段，是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较少的一个阶段。但这个阶段的毛泽东诗词，不只是有《五律·挽戴安澜将军》，还有《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还有《题〈中国妇女〉之出版》：“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还有《为〈八路军军政杂志〉题词》：“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百折不回，再接再厉。”

　　这三首四言诗，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其艺术水平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但强调战斗、学习、生产和妇女解放，却有极重要的思想意义、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战斗，在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面前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妇女解放、男女并驾，这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的要求之一。由倡导学习到开展整风学习，使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得以贯彻执行，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防范得到落实。生产运动解决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问题。整风学习运动和生产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这个阶段，毛泽东诗词创作较少，却是其他最丰富、最重要的著作相继问世的阶段。《论持久战》，结合抗日战争的具体实际，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著作的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性著作，是毛泽东政治著作的代表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当时整风学习的指导性文件，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的代表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代表作。《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品德和追求，是毛泽东价值观的代表作。

    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解放战争阶段，也是毛泽东的诗作比较少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是吟出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其次有《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笔者认为还有两首诗应收到这个阶段的毛泽东诗词中。一首是“军队向前进”的五言诗：“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首诗凝练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军队、生产、纪律与革命胜利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另一首是“公私兼顾”的四言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首诗集中表达了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管理好国家、建设好国家的思想，对指导革命向建设的转变、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个阶段，毛泽东的诗作虽然不多，但却是其军事战略思想在实践中大放光彩的阶段。就奋斗的结果来讲，这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北京日报》1.8 曹应旺）

毛泽东写作极简史：文章华国 著作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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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6日，在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参观者拍摄展出的毛泽东电报手稿。 人民视觉供图

毛泽东是革命家，又是文章大家。革命召他以实践，战斗假他以文章，他在革命征程中，持短笔，照孤灯，蘸遍山河大地的苍茫云烟和革命者洒下的热血，书写着历史的华章。他的文章如长江大河，奔腾汹涌，革命者看了坚定信心，迷惑者看了找到方向，敌人看了胆颤心惊，责难诘问者看了很难回答，中间派看了同情且倾向于我，真的是大长自己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

毛泽东的文章精神灿烂，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学风文风的代表。“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学习毛泽东的文章之道，传承文脉，端正文风，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生爱好是写作

毛泽东存世的第一篇文章是《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他是1912年19岁时写的政论文，全文465字，小楷书写。初试啼声，迥异凡响。这篇作文得了100分，获得国文教员柳潜的高度评价，柳老师除了写下140余字的批语进行赞扬，还预测道：“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

1917年4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体育之研究》。这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它？”这是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的话，这个宣言同时宣示着一位文章家上路了。

毛泽东28岁时主编《湘江评论》，既当编辑，又是作者。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就冒着酷暑和蚊叮虫咬自己写稿，一个多月内写了40多篇文章，多是杂文。到出第五期时，《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了，好在前面4期的文章保存了下来。此后，毛泽东还在《大公报》《女界报》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他针对赵五贞女士抗议包办婚姻自杀之事，连续发表10篇文章，提倡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这是毛泽东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1925年12月，由毛泽东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刊物《政治周报》创刊，毛泽东一个月里在上面发表了近20篇文章。1925年和1927年，他走村串户调查数月，写下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报告文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为确立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刊登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英、中三种文字版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称赞“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

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后，指挥打仗再忙再累，工作条件再苦再差，他都坚持亲自起草文章、电报等。他把写作当愉快的革命事业了。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代表作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写下的。这些经典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原创性的思想和鲜活的事实，把中国革命引向一个新的局面。

苏区时期，毛泽东一度被边缘化，也没有停止手中的笔。这时期，他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游击战争》等产生广泛影响。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党的领导人中懂理论的比较多，在苏联留过学的比较多，重视“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风格与特色。同时，中共建立和开展活动之初，又是理论不足的，表现在空洞地引用马列主义的“本本”，而不懂得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毛泽东没有出过国，不懂外文，大多数时间是在基层、在山沟里闹革命，被那些在莫斯科喝过洋墨水的人看作“土包子”，认为他是理论不足的人。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打仗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既然你们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长时间的理论准备，加上落脚陕北后可以从容地思考问题，毛泽东开始从事理论著作的写作。《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老三篇”等一批经典问世。这是对中国革命最具影响力的一批理论著作。这些著作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文字上，多为精心而严密的建构。文字破茧而出，思想化蛹为蝶，毛泽东著作家的形象巍然屹立，没有人嘲笑毛泽东不懂理论了。共产党的叛徒叶青曾经认为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他看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不得不佩服地说：“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

延安是毛泽东写作的高地。《毛泽东选集》四卷共159篇文章，有112篇诞生于延安时期；《毛泽东文集》八卷的802篇文章，有385篇写于延安；《毛泽东军事文集》六卷中1628篇文章，也有938篇是在延安写的。当然，还有一些重要著作没有收入这些集子。比如《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因为写得太尖锐，担心不利于团结同志，一直没有公开发表。

1948-1949年，是毛泽东创作的又一高潮。《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五评”美国白皮书……美国的白皮书是1949年8月5日发表的，在一个多月里，毛泽东连续发表“五评”，抓住白皮书中的要点和要害，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欺骗性，批评了国内一部分人对美国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阐明，文章气势如虹，意气风发，有许多燃烧的句子，展现的是不可阻挡的开国气象、开国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七千人大会讲话）陆续问世……目光远大，笔锋强健，思想颇具开放性。1956年他亲自选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口气写了一百多条按语，长者千言，短者几十个字。王蒙评价说：“毛主席在‘高潮’中撰写的条条按语，就像钢锤打铁溅起了金星，就像焰火升天布满了礼花，就像大潮冲向巨岩形成着雪浪，就像乐队指挥含泪铿锵起各式乐器。啊，这是什么样的才华、什么样的激昂、什么样的决绝、什么样的威严与自信！它比诗还多情，比戏剧还想象，比军令还雷厉风行，比烈士断腕还一切在所不惜！这是多么好的政论文学、激情文学与动员檄文……”

毛泽东上世纪50年代与上世纪60年代初的写作，天马行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毛泽东“述而不作”，他的“文章”化繁为简，大道至简。总的看，多是只言片语，点到为止。但不能不说，批语、谈话等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写作了。

各种体裁皆有经典

毛泽东文倾江海，一生留下的文稿有4万多件，字数达三四千万字。这些文稿文章涉及各种体裁。

诗词是他一生的最爱，结集为《毛泽东诗词集》。他还写有集句诗、打油诗、联句诗，还有诗话、诗评等。诗人臧克家说：“毛主席诗词常读常新，毛主席诗词越挖越深。”高亨教授在一首词中评价毛泽东诗词说：“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毛泽东以“诗雄”的形象进入中华诗词巨人的行列。

大处落墨，政治论文他写得最多。《毛泽东选集》四卷为其代表，郭沫若称之为“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还有《毛泽东文集》8卷，精彩纷呈。毛泽东对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都有尝试，考据之学，他也涉猎。还写过祭文、挽联，这是古老的文类，他写得不落俗套，《祭母文》《祭黄帝文》是其代表。

虎帐拟电文，倚马草军书。毛泽东在战争年代，主要是靠电报指挥战争，他握管便写，起草了几千份电报。参与编辑《毛泽东文集》的逄先知评价说：“这些军事电报虽然有许多生疏的地名和敌我双方的部队番号，但都是可以单篇阅读的。这些电报不仅可以读懂，而且很有趣，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和思想性的东西，给人们以启迪和智慧。这些电报气势恢宏，文笔非凡，堪称范文。”

毛泽东一生写过许多书信，信手写来，无不入妙。“小李娃：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喜欢。下大雪了，你看见了吗？”这是给女儿的信，末尾飞来“大雪”一句，冰清玉洁，率真而深情。香港作家董桥有篇文章叫《毛泽东会写信》，其中说道：“毛泽东白话文写得漂亮。”他以毛泽东1958年7月1日致胡乔木的一封信为例，评价说：“信中文字简洁得很，又有气势。白话信写成这样，值得学习。”书信是毛泽东著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央档案馆保存下来的有1500多封。

毛泽东起草文件、通讯等一些非文学体裁的文章时，不是把思想和意思说清楚就行了，他还讲究行文中的文采文风。即使写公文，他也不是像许多人那样用习惯的公文语言来写，而是有意识地把公文当“光昌流丽”的散文来写，增加公文的感染力。

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说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时，用富有想象力的语言进行了精辟的比喻：“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如此遣词造句，郁郁乎文哉，可见毛泽东心中具有很强的文章意识、散文意识。编辑《毛泽东集》（20卷本）的日本人竹内实说：“很多人读了《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都觉得毛泽东的诗兴非凡。那些文章虽说都是政论文，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枯燥无味，他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形容，有力地展现了文章的逻辑性。”

这里重点说说一个大家没有关注的一个体裁：战场喊话。

战场喊话（又叫火线喊话），是在战场前沿上对敌进行的口头劝降活动，目的是瓦解和涣散敌军，促使敌军官兵放下武器。这本来是基层官兵的事情，从来不是大人物干的事，基本上不需要正经的稿子，更不需要形成正式的文章，都是喊完拉倒，保留不下来。毛泽东自辟新境，在组织战斗和指挥战役时，亲自操刀，把战场喊话写成战斗檄文，写成了经典。

1948年11月，毛泽东写《向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用文字摧垮敌人心理：“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紧缴械投降……”同月，毛泽东还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给国民党高级将领喊话。如今看这两篇文章，如我是喊话者，洋洋洒洒，胜利在握，自信充满，神气活现；如我是被喊话者，听得哆哆嗦嗦，吓得心惊肉跳，一点战斗精神都没有了，只想发抖着身子赶快举手投降。

1958年10月，毛泽东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等，不仅向台湾官兵喊话，还喊给蒋介石听，喊给美国人听，有言中之意，有话外之音，有无尽之言，一鸟三石；特别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半打半停”“单日打炮，双日不打”，自家制定战场规则，玩的是“战争游戏”，那叫潇洒。

毛泽东自己署名的文章自己写，还替党中央写文件，替报纸写发刊词、社论、编者按，替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写新闻报道、时事点评。他擅长用媒体讲政治、讲策略，把社论写得风生水起，把新闻稿写成经典，有的以新闻之笔挤进文学名篇，让人赞叹。你看他的《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不足200字，新闻六要素完备，更妙的是将解放军之神勇和敌军之崩势，勾画得活龙活现，为一大事件增光添华。作家梁衡在《文章大家毛泽东》中评价说：“我军摧枯拉朽，敌军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你看这气势，是不是有《过秦论》中描述秦王震四海、制六合的味道？”

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收入毛泽东关于新闻的论著71篇，他亲自撰写的新闻作品28篇，他修改的稿子24篇。新华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毛泽东新闻作品集》，收入他1919至1970年为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撰写的各类文字133篇。这肯定不是毛泽东的全部新闻作品。作为最高领导人亲自上阵“新闻战线”（把新闻称为“新闻战线”，也是毛泽东的创造），这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实属罕见。

提倡自己动手写文章

毛泽东自己动手写文章，并且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写文章，认为这是一种好的作风，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之一。

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

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写信，他说：“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要求：“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把领导干部不动手写文章上升到官僚主义来批评。他说：“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让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嘴说嘛！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

“捉刀”即代人作文，是个历史现象。上古捉刀为笔，竹简木简出现后，又用刀修改上面的舛误；后来人们把替人作文称为“捉刀”。毛泽东擅长文章，多是亲力亲为，不喜欢别人替他捉刀，他反倒喜欢替人捉刀。比如：1948年11月替刘伯承、陈毅写的《向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1950年1月18日，起草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关于任命张闻天为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电报》，此电后改署周恩来发表。1950年1月19日，起草新闻署长胡乔木《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话》。1958年10月，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毛泽东还替大文豪郭沫若等名流捉刀。

当然，毛泽东也有一些文章是秘书写的。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要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会议开始前一天，“笔杆子”陈伯达把他起草开幕词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长篇大论，很不满意。会议第二天就要开幕了，时间很紧，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连夜赶写。田家英谙熟毛泽东的思想和文风，他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晚上加班，一挥而就。毛泽东看了，很满意。一般不喜欢念稿子的毛泽东在开幕会上念的就是田家英撰写的这个稿子。这篇讲稿2000多字，赢得30多次掌声。据逄先知《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回忆，毛泽东致辞之后，人们纷纷上前称赞毛主席讲得好，有人还特别提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个警句尤为精彩。毛泽东告诉大家说：“这是一个年轻秀才写的，秀才就是田家英。”毛泽东坦率地说自己的讲话是秘书写的，足见其坦率与自信，他的文采不怕别人遮住，别人也遮不住。

自古以来，常有抄袭人家文章的“雅贼”，叫做“文抄公”。蜀主孟昶的《玉楼春》（冰清玉骨）是两首七绝，苏东坡把它化来，经过增字、增韵而成八十二字《洞仙歌》。毛泽东评价说：“苏东坡是大家，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早指他是文抄公。”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批评说：“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徐特立）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一组排比句子，讲述了不要做“文抄公”的道理。这其实提倡的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作风。

横扫千军如卷席

笔走龙蛇惊风雨。毛泽东具有强大的“文章力”。这个“文章力”，绚烂奇妙，既改变历史，又记录历史；既是软实力，又是硬实力，具有软硬两手具足的力量。他的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

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带着同志的血迹，在一个最关键的时刻，用最通俗最尖锐的话说出来，唤醒了党人，打醒了历史，打响了天地，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一个“支部建在连上”，改造了旧军队，推广到全国去，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街道，支部建在车间，支部建在处室，改变了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哲学家李泽厚说：“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这太重要了；推广到社会上，就是一直到居民委员会，管到所有人的所有一切。

《矛盾论》《实践论》，这是毛泽东哲学的“双子星座”，交给中国共产党人务实而锋利的哲学武器。一篇《论持久战》，预言和论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构成了延安整风基本的学习文件。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心经”。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到《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国体政体的构建提供了基本的“国家样式”。《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被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为“老三篇”，影响了无数人的世界观。可以说，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都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在西柏坡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0余封，指挥“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周恩来说：“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天天发电报，就把敌人打败了。”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文章，堪称毛泽东的“撒手锏”。

用“笔杆子”打败敌人的最惊人的一幕发生在西柏坡。1948年10月，驻守在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得到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情报后，准备出动近十万大军和骑兵进行突袭。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西柏坡周围的解放军仅有一万余人，军情火急。毛泽东得到消息，他说：“我们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周围的人心中疑惑：我们身处险境，还要给别人厉害看？毛泽东拿起了“笔杆子”，亲自组织和撰写了几篇新闻：第一篇，是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修改的《蒋傅军妄图突袭石家庄》，新华社10月25日播出；第二条，是毛泽东写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新华社10月26日播出；第三篇，是毛泽东写的口播稿《关于敌军拟袭石家庄的口播稿》，新华社10月29日播出；第四篇，是毛泽东写的述评稿《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新华社10月31日播出。这些评论，把傅作义进攻石家庄的种种计划予以揭露，号召解放军和民兵，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傅作义收听到中共方面的广播，一看中共对他们的计划了然于胸，早有准备，生怕遭到埋伏，只好悄悄地将开出去的部队撤回北平。正是：毛泽东巧设空城计，一支笔吓退十万兵。

传神文笔写千秋。毛泽东的文章，为党人立心，为百姓立命，为民族的复兴开启航程。他的名章妙句传布于广大人群，改变了许多人的思想，乃至改造了许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发挥了刻骨铭心的久远效应。

“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毛泽东的文章，不同于“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白话，而是革命白话。他把语言提高了，构建了一种崭新的用革命语言写作的白话文。

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章，有“文章自信”。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他请斯大林派一位苏联理论家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斯大林当即决定，派哲学家尤金来中国协助编辑《毛泽东选集》。后来毛泽东当面对尤金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著作赢得了读者之心。

历史学家陈垣说：“得读《毛泽东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还将由谢山转而韶山。”

文豪郭沫若说：“毛主席的文章和他的讲话一样，谁都看得懂，而且喜欢看。听毛主席讲话，好像热天吃了冰淇淋，又好像疲倦后喝了一杯热茶。他的文章很生动，很形象化，思想内容很艰深的问题，到了毛主席的笔下和嘴里，就变得非常容易懂”。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围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或侃侃而谈，或娓娓道来，政治术语与文艺话题交织，高屋建瓴且联系实际，给与会者以柳暗花明、跌宕有致的特殊感受。翻译家傅雷听了，3月18日给儿子傅聪写信说：“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知识分子没有区别”，他的讲话“出于极自然的态度，无形渗透于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清魏秀仁小说《花月痕》第三十一回有个词叫“文章华国”，意思是说，好的文章是国家的荣誉和光彩。毛泽东以文章华党，以文章华国，共产党人佩服，知识分子佩服，连政见大不相同的胡适也承认毛泽东的文章写得好。胡适与著名学者何炳棣讨论毛泽东诗词时用英文说：“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还跟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胡适的话算是说出了一部分真理。试问：国民党的笔杆子，其他组织的笔杆子，济济乎，有写过毛泽东的吗？多乎哉？不多也。

“如日之升，如月之恒”。每每阅读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一回令人目眩神驰的阅读经历。

（作者简介：胡松涛，作家，作品有《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辋·王维》《民间的阳光》等）

胡松涛 来源：中国青年报